雷平阳，男，诗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欧家营，1985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风中的群山》《天上攸乐》《普洱茶记》《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雷平阳散文选集》等作品集十余部。曾获昆明市“茶花奖”金奖，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
一支古代的骑兵军，从甘肃出发，穿过雪峰林立的大横断山区域，灭了大理国。一份未必可靠的史料称，这支骑兵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发疯而死的战马多达四十万匹。对这一则史料，我深信无疑，迷恋史料背后刀笔吏在书写各种悲剧公文时无节制的准确与反讽，已经是我理解真相的一种方式。不用再花力气去找旁证，蒙古内廷畏兀儿必阇赤（书记官）们所写的《蒙古秘史》，第282节也就是全书的终点，有“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一句。中外史学家在研究这部天书时倾向性认为，这“鼠儿年”即公元1252年，波澜壮阔的文章铁蹄史就此打住。而骑兵军出发奔向大理的时间是1253年，他们的速度过于迅速，跑出了畏兀儿必阇赤的视野和文字的边界，也就是说，四十万匹战马是在失去蒙古文字的管束之后发疯而死的，并且又因发疯而死进入了另一种文字——这另一种文字中四十万匹战马（铁骑、骏马、神驹）一块儿发疯一块儿死掉的场景，尽管只用了几个字进行描述，但已经足以令我发疯。一位曾经往来于横断山脉核心地带的老赶马人告诉我，马匹在深渊之上的绝壁上行走，尤其在将它们绑到溜索上悬空渡江时，因为铁蹄踩不到实地确实会发疯，继而因其猛烈挣扎有时候也会拉断绳索坠江而亡。我对他说，不是一匹或几匹马在绝壁和绳索上发疯而死，而是四十万匹。他笑了，混浊却填满神话的双目瞬间撑大，嘴巴咧开露出所剩无几的黑牙，说：“那完全可以让金沙江断流。”由此，我猜，在我们的文字世界中也许真的另有一条金沙江，但它早就被战马的尸体堵断了。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书中有一匹老马：嗜酒的农夫整夜在酒馆里喝酒，而且烂醉如泥，但在加拿大岛屿也能被冻碎的寒夜，它一直站在酒馆门口等他。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一匹马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我们把问题想反了——其实我们并不是酒鬼，而是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笔下马的复数。我们站在铁巴也会被冻碎的寒夜，却不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酒馆中，有没有在寒夜烂醉如泥的癖好。同一条路上走来了三个女人：与黑巨人相恋的少女、同性恋者和尼姑。最先与我相遇的是尼姑，光头，眉目如画，穿着一身绛红色缁衣。她手数一串佛珠，站在瓷器店门前向我问安。然后用平静的语调说：“以前我写过有关涅槃的小说，是个lesbian，与我妖娆的伴侣去拜访过您，向您请教文字飞升的技艺。”刚走出几百米，来到东寺塔的阴影中，同性恋者从塔身正面的阳光中走过来，吃惊地看着我，阴影并没有减弱她一脸灿烂的光芒。她一边抬头仰望塔尖，一边说着话：“记忆结束于遗忘，像花朵落在沙丘。但我确实见过您，在模仿凯旋门外形建造的当代美术馆，我们聊到了大卫·霍克尼和温斯洛·霍默，以及遥远的米开朗琪罗，他们的情感指向与常人有别。当时我还带着我那随身背着手鼓的黑人男友呢。”真是奇异的一天，当我心里正在想着刚才两人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时，路边咖啡店门口，夸张地敲击手鼓的黑巨人身边满头秀发的少女突然一跃而起。她拍了一下我的肩头，双手又背到身后去，偏着头，用女神一样干净的目光看着我，有疑心，但又表现得无比喜悦，问我：“您猜猜看，我是谁？”但她并没有等我瞎猜，笑嘻嘻地（玫瑰花一样开放）对我说：“哎呀，什么事与物，原来总是转瞬即逝，您真的看不出来？我就是刚才与您打招呼的那个尼姑啊！”说话间，装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即便我有通灵之术，我确实想不到这三个人是同一个人：三个“极端分子”的运数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无论用什么样的理论为她开脱或减压，我都觉得她是扛着金楼梯在大海上与风暴赛跑的，海神波塞冬尚未出生的女儿。所以，后来她被大海和风暴带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倒是那个黑巨人，他仍然每天在大学周边转悠、出没，身上响着疯狂、急迫的鼓点。布朗族人崇拜、敬奉祖先，也有虔信小乘佛教的传统。在班章村通往老曼娥村山梁上的土路边，建有一座金色的塔林，它即是两种信仰的合体：金色佛塔内空空如也，没有贴金的佛像和任何与佛有关的图案和符号，因为布朗人把祖先的灵魂送至那儿居住，而灵魂是肉眼看不见的，不显影，给人的印象山顶上只是矗立着一座什么也没有的金色佛塔。著名的埃德加·斯诺去延安采访前的前六年，曾在云南有过一次时间不短的漫游，旅程中的一段——从昆明跟着马帮前往大理——是与同样著名的约瑟夫·洛克同行的。他们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一个不拘小节，一个老派规矩，但在匪患不断和饿殍遍野的旅途中两人还是相谈甚欢。约瑟夫·洛克的本职也是传教士，可他非常鄙视传教士：“花钱派这些灵魂拯救者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处？他们只能在愚昧之上再添一种无知而已。”他告诉埃德加·斯诺：有个名叫约瑟夫·布朗的传教士，“他嫌基督教里派别还不够多，自己又另立门户。在信笺上端用中文印上‘布朗救世军协会’的字样。你猜猜管事的都有哪些人？会长：上帝；副会长：耶稣基督；司库：约瑟夫·布朗。真不要脸！”埃德加·斯诺听后并不惊讶：“就算这样吧，但这种行径对云南并没有什么害处。”约瑟夫·洛克则说：“没有害处？这种人比土匪还坏。”他们对话中所说的“布朗救世军协会”中的“布朗”，我无法考证它是约瑟夫·布朗的名号，还是指云南南方山地上的布朗族人，而事实上也确有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后期去到布朗族人和拉祜族人中间传教。我的随笔《戏子的故乡》中就曾提到，传教士见拉祜族人只信奉孔明，翻译《圣经》时就把孔明加了进去，让孔明在经书中做了耶稣的弟弟。如果约瑟夫·洛克咒骂的约瑟夫·布朗组建的“布朗救世军协会”的确是出现在当年的布朗族人中间（当然它也可能是在云南成立的英国救世军的一个虚拟的分支），我想，这也用不着生气或大笑不止。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只能算是瞎折腾——他之后的许多年，又有人去到布朗族人中间，号召某个寨子里的人把猪牛羊等家畜家禽全部杀掉，摆下盛宴集众狂欢豪饮，然后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派来的飞机把他们接往天堂。飞机一直没来，大伙就散了，知道那几个“天堂来客”欺骗了他们。遇到节祭日，他们还是更愿意翻山越岭前往金色佛塔，安静地跪在祖先灵魂面前的尘埃中。即使身边什么也没有——至少他们可以在大脑中想象出那些死去不久的亲人的面貌。对他们来说，信仰必须具备现实主义品质。欧家营方圆几十公里内以前没有寺庙。五十年后，十字路口神奇地立起了一尊三面佛，过去、现在、未来，三张佛面像一根方形石柱上挂着三张老人脸，不像是菩萨将其法相存之于坚石中然后又显现于外。它们朝着三个方向冷冷地望着以石柱为轴心骤然分开的四条路中的三条，就像是人世间只有三条路需要守望。而漏掉的那条路——竟然没有人觉得它被法眼漏掉了：因为它是宇宙规律的产品，自主形成，以路的模样示人但它是一条干巴巴的河床，象征谁也战胜不了的时间但又从来不流动。在看见三面佛的一瞬，我就觉得自己是这条河床坚定的支持者，不因为其他什么神圣、空虚和生活价值观的原因——如果三面佛宽恕我对祂的冒犯，我将行使自己可以面对天空祈求的权利，祈求天上下来一个身怀神技的塑像师，让祂具有远离人类的完美，而非现在这般雕工粗糙，只是一种符号而非法相。乔达摩所发现的法，即“存在的深层结构里的真理”，应该由此有所呈现，而我从祂那儿看到了对“真理”的歪曲，尽管塑像师心存虔信只是大脑和双手过于笨拙。他令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进入寺庙时的经历：所见的菩萨一方面神态失真，目露寒光，周身全是因为泥质缺少黏性而炸开的裂缝。另一方面，它们遭到了人为的毁坏，道身有的没有头颅，有的断臂或鼻梁被敲碎，没有一尊是完全的。我吓得转身就跑——不到五十米的逃窜，我跑出了与菩萨相距差不多一生时光的距离，而且被庙门口倒卧的一尊罗汉绊翻在地，摔得满嘴是血。凯伦·阿姆斯特朗在《佛陀》一书中说：“乔达摩相信可以熄灭那些造成人类如此多痛苦的情绪、贪爱和妄想，就像我们可以吹灭火焰一样。”三张脸守望的三条路无疑已被火焰烧焦，烈焰不灭，而河床一如“在常法中没有诞生”之物，它被忽视，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减损，我想，它应该是用砂砾深埋记忆和来生思想的走廊，走到上面，村庄里的人还会迟疑很久，瞬间可做的事常常用五十年时间去做，而且做不完全。从盆景市场买回一盆筇竹，半年时间就死了。叶子干脆，风一吹，似薄薄的铜片互相拍打，声音里散发着某种自由和终结的气息。而那些原本弹性十足的细秆，变白，变硬，自然而然地就变得足以穿破一张虎皮。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死掉的只是抔土之上作为观赏物的这一部分，它的根还保留着它的生命，它肯定还活着——死亡只发生在表面，从内开始的死亡与筇竹不相干。便用剪刀将它们象征性的外在之物一一剪除，继续往土里施肥、浇水，相信会有新的竹丛很快就破土而出。但它的确由外至内全死光了，一颗子弹似的芽头也没有射出来，反倒是这盆专供筇竹活命的土长出了以下植物：天名精、鼠麹草、牛膝菊、苦苣菜、酢浆草、繁缕、南欧大戟、小叶冷水花、野茼蒿、地毯草、藿香蓟和大画眉草。它们完全遮盖了我在筇竹下摆放的那尊苏东坡瓷像，茂盛得像一群绿色的幽灵，把一个小小的花盆当成了一片礼拜天安息的空地。红色的土地，稀疏、粗矮、枝条扭曲的松树，牛筋草，它们在上午清亮的阳光中因为丘冈的坡度而形成迷人的画面层次和结构主体。你在为它们发狂时可以说这就是天堂的模样，如果反反复复地为它们发狂，一年，两年，狂热之心一直处在火焰中，那这个小景肯定是天堂。死神来找你，你会告诉他，再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适合自己沉睡——而且永远不会去找他换一个居所。很多伟大人物都在教堂地下室安眠，或因其伟大——墓碑也总是成为某个墓园的轴心，可这个人不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她每天都来这座丘冈前画画。雨天，雪天，雾天，她看见的小景总是阳光充足，而且所有的画作结构、色彩、取物几乎从无变化，每幅画作所需的时间、热情、心力同样没有差别。美学与热爱在她的观念中有着精准的尺寸、重量和方位，她不想增加，也无心减少，即便是画布与画框也如此。一位好心的青年警察曾几次来到丘冈上驱散她，都没有干扰她画画，而是坐在她身后的一块白石头上看着她画，以为她是居住在耶利哥城墙上的妓女喇合，相信这个丘冈就是迦南。而她的身份也确实与喇合吻合——丘冈下公路边的小旅店是卡车司机夜晚的乐园，她以取悦他们挣钱糊口，然后固执地画画。她毕业于某所著名的美术学院，办过个展，职业生涯闪着光，但她是如何选中这儿，又是因为什么而以这样的方式维护信仰，始终是一个谜。即使多次接受警察的驱散她总是马上又回来，警察问过她几次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或闭口不说，或直接告诉警察：她就想当一个公路边上内心没有被欺负感的下等妓女，画一些拥有众多反对者的画。这首名为《野上美智子（1946—1982）》的诗歌，作者是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由柳向阳译成中文。诗歌之名是吉尔伯特的日本妻子之名。此刻是2022年4月9日凌晨1点钟，我又一次读它，感受就像热拉尔·马瑟聆听日本弹拨乐（琵琶、古琴、三味线）时的感受一样：“那声音拨弄着神经，紧一下，松一下，唤醒内心某种沉睡的东西，鬼魂一般，婴儿一般。”所以，把它抄在这儿。我的窗外下着小雨，好像有一块巨冰悬在空中，因为凝结而渐渐变成更大的冰神，同时又一点一点地融化出一些向下的水丝。那天是礼拜日，土地庙一样的清晨，我去农贸市场买了些蔬菜。先在“农家蔬菜超市”买了一块豆腐和一根壮硕无比的莴笋，人民币7.70元。超市门口的肉摊我又买了三匹排骨，屠夫自称是贵州赫章人，收了我人民币58元。在向路边摆摊的官渡农妇买青菜和蒜苗的时候（收了我21元，自称她的蔬菜在露天生长），她看见我之前买的莴笋，笑着说：“它是空心的。”我有些尴尬，没吭声，知道她说的不会错（事后证明她说的确实没错）。这空心的莴笋又该做成什么菜呢？回家路上，我边走边想：油炝笋条？腊肉炒笋片？肉汤煮笋块？凉拌青笋丝？感觉都不对胃口。“空心”一词令人不安，让我觉得它是一根绝望的莴笋，对谁都怀着敌意，做成什么菜都会残留着恶的滋味。而我也从此对莴笋产生了偏见，不再主动信任它。那个官渡农妇，之后我也只在空手时去买她的菜，担心她总能说出我买的蔬菜不同的缺点，让我对所有的蔬菜丧失信任。后来，他从家里搬了出去，到一座山中水库做了看守。因为他发现婚姻和行为艺术过于喧闹，他精疲力竭，同时又忍不住整天都想发怒，想把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抓下来。幻觉找上了他：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和他形象一样的人，在屋子中心往上跳，伸手就把亮着的灯泡抓下来。屋子里一片漆黑，这人摸黑找到木凳，站上去，把电线接好，灯泡重新发亮。然后这个人又在屋子中心跳起来，伸手就把发亮的灯泡扯下。反反复复，不到天明，绝不罢休。他相信这个人是在替自己干活——行为艺术的趣旨之一就是徒手抓扯闪光的灯泡然后摸黑接好扯断的电线接着再抓灯泡再接电线，冒死制造有光与无光的交替空间。他已经讨厌这活计，可他的妻子却狂热爱上了这种生死试验——它爆炸性地直指虚妄和现实困境的双向寓意。所以他搬走的时间选择在妻子出门上班之后，算是逃婚（不无实验性质）。想象着妻子回家后一边抓灯泡一边咒骂他的情形，他的心有点发紧，不对，他的心仿佛被人放在了车床上，像螺丝栓那样被车出一圈一圈的螺丝纹，然后正有一个真实的螺丝帽套上来，费力地往下扭。但他觉得她不是临时的、即兴的，他也不是临时的、即兴的，她会继续抓灯泡直到死亡发生，而他直到死亡发生也不想再抓灯泡或看人抓啊抓。抓到手里的灯泡迟早会是一把碎玻璃，至于摸黑接电线，想到触电他就身体痉挛——已经玩够了，玩累了，再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就算又有什么新花样，比如在教堂的穹顶上走钢丝，那已经是渎神之举，得到的反馈绝不会是福音。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非常棘手：他顺利抵达的山中水库早就有了具体的看守人，他百般哀求那人回家由他来接替，他发誓不会染指那人的工资，可那人根本不想回家。“我为什么要回家？”那人一问；“你为什么不回家？”那人二问；“我们回家去干什么？”那人三问。全问的是神才能回答的问题，他无言以对。“如果回家只是为了像你一样灰溜溜地跑回水库，你会这么干吗？”那人的第四问，他终于可以回答，可他没有回答，掏出半盒烟，给那人递上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在十平方米左右的看守屋里，两人默默地吞云吐雾。正值春天，东风吹着水库里的水和四周的松树林，此涛声和彼涛声似有明确的音响界限，却又合为一体，像两支有着不同语言的军队唱着各自的军歌，在看守屋四周前仆后继地表演覆灭和再覆灭——只要水、松树和风继续存在，就算覆灭具有必然性，这支无形的军队就永远不缺兵源。他坐在木凳上，看守坐在床上，话题已被说绝，他只好退一步，问对方能否收留自己一段时光，在绝处逢生前他想在水库边喘口气。后来，顶着东风，看守人领着他沿着水库边的小路绕了一会儿，让他看到了森林中搬离的村庄遗址，并没有收留他，理由十分得体：水库是一座县城的饮水之源，他对谁都不会丧失原则上的和本能上的警惕心。幻觉因此再次找到他：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每天坐在水库看守屋的床上，只是为了等候另一个与之长相一样的穷途末路的人来敲门，求这个人收留，这个人一口回绝，没有任何回旋。幻象循环不休，像他的新作品。因此，人们在问及他的行踪时，另外的人们的标准答案是：他在一座山中水库做了看守。他的妻子曾经去过一趟那座山中水库，却发现看守不是他却穿着他洗得发白的那套旧军服。他在，他不在。他的妻子一口咬定，他在那儿。……（未完）